过去，外资企业如果想参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港口城项目开发建设的话，可谓机会渺茫。自从2014年挖泥船开始在印度洋沿岸填海造陆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CCCC）的牵头下已经几乎垄断了这个巨型项目的建设。

但随着科伦坡类似迪拜式的天际线——包括一个休闲码头以及美轮美奂的金融街和娱乐场所——逐渐成形之时，外资的地产开发商、连锁酒店、物流公司以及服务提供商等将迎来良机。“科伦坡的港口城将与新加坡展开竞争，为区域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后台服务提供商打造全新的舞台。在此工作的人口也将需要餐厅、酒吧和健身房等设施，”来自协力管理咨询（亚洲）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 Asia）的创始合伙人克里斯·德文谢尔-艾利斯（Chris Devonshire-Ellis）激动地说道。该咨询公司为跨国企业提供一带一路投资的建议。

随着中国投资建设的数千个一带一路项目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100多个国家落地，乐观人士认为，之前无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阶段投资的跨国企业终于迎来真正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预计共需要26万亿美元的投资，而中国只将提供其中的1.3万亿美元。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预计共需要240亿美元的资金，而中国只将提供其中的三分之一。有鉴于此，外国资本不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将获得利用新建的基础设施的巨大机遇。

然而，许多跨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投资仍持谨慎的态度。一带一路投资时而伴随着一些不好的名声，如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无力还债，腐败丑闻频出，投资未能带动当地就业，以及过度依赖中国的专业知识和供应链等。此外，当全球纷纷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时，一带一路的能源基建项目仍在造成污染，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根据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9年间，中国两家领先的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1830亿美元的能源融资，主要投入到石油、煤炭和水利等部门，而同期在太阳能和风能项目上提供的融资仅为48亿美元。

对外资企业而言，最大的阻碍可能来自于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包括5G和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也是在中国建立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综合性港口、铁路网和智慧城市的关键。但是，美国的制裁使得许多企业与中国科技公司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投资后如何实现数字整合也成了未知数。这成为了跨国企业进入亚洲高速增长的消费市场时所面临的巨大阻碍。

好的方面

确实，跨国企业正在开始利用一带一路新建的基础设施开展投资。Grisons Peak投行旗下中国投资研究所（China Investment Research）的创始人兼CEO亨利·蒂尔曼（Henry Tillman）指出，韩国、日本、新加坡、法国以及加拿大等国的企业正在柬埔寨投资面向消费者的新业务（该业务获得了大量的一带一路融资），希望抓住新建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此外，他也指出，得益于中国建立的跨区域运输通道，西方企业也正在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至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等地，地产开发商也开始大量拿地。

与此同时，随着新建基础设施的落地，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荷兰、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的资金也流入了巴基斯坦。“世界仍然聚焦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发行的巨额债务，还没有把目光投向相关的股权投资上，” 蒂尔曼说道。

AECOM公司负责东南亚战略与增长的副总裁斯科特·邓恩（Scott Dunn）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变化。作为一家来自美国的工程公司，AECOM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专注于新基建的设计，负责监督建设流程，确保项目实现设计功能。“在有些情况下，跨国企业刚开始进入。在一些基础设施业已完工的领域，由于设施得到了改进，我们看到当地的贸易量也得到了提升。他也指出，巴基斯坦就因新建的港口和公路而获益，相比过去取得了了巨大的改善。

汇丰集团（HSBC）亚太地区一带一路及商业走廊部门主管穆赫塔尔·侯赛因（Mukhtar Hussain）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的“扩散效应”在希腊比雷埃弗斯港的改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自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全面改造了该港口老旧的基础设施以来，比雷埃弗斯港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成为成功的典范。

未来会出现更多类似的例子。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下个阶段，中国将积极吸引外资参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经与西门子、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等跨国企业展开了合作。汇丰集团的侯赛因预测，接下来打算投资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将越来越多地与已经进入该地区的跨国企业展开合作。“新进入的中国企业将致力于与早已进入该地区的跨国企业协作，携手共赢。随着中国展现出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我们预计将来会看到更多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项目仅占AECOM公司200亿美元年收入的一小部分，但该公司所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AECOM的业务主要分成规模相当的两块，一块是与中国的开发商或承包商开展战略合作，另一块是直接与当地政府所有的集团公司合作，为它们打造运输系统。“我们是参与建设此类项目的大型国际企业之一，”他说道。

随着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基建需求持续走强，专家预测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参与进来。汇丰集团预测中国在东盟国家基建投资的总规模约为700至800亿美元。侯赛因指出，如今一带一路讨论的重点正开始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如何创造全球福祉，诸如打造医院、住房、学校等社会基础设施。“一带一路能够在这些关键领域拉动更多的投资。这正是当地政府所需要的。我们也观察到一带一路倡议也在相应地发展演变。”他说道。

问题所在

尽管投资一带一路潜力巨大，但外资企业仍然保持谨慎。它们经常提到的担心包括，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汇率持续波动，资金转移困难。另一个担心来自于政治上的不稳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马来西亚的高速市内铁路项目就因政府换届、价格重新谈判、原有路线调整而混乱不堪。“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你会发现其中很多在政治上都不稳定。这就意味着很可能出现变数，带来风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期长，在一个政治周期内往往无法完成，”来自AECOM公司的邓恩说道。“最终的成功取决于如何抵御汇率风险，以及该国的金融系统和法律系统的透明度如何改善，尤其是在东南亚。”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更严峻的挑战，其中首先就是需要在当地找到正确的合作伙伴。来自澳大利亚珀斯的惠勒管理咨询公司（Wheeler Management Consulting）的主管安德烈·惠勒（Andre Wheeler）向所有的客户建议，在寻找一带一路本地的投资合作伙伴时，一定要仔细甄别。需要深入了解合作企业的公司架构、经营历史、过往诉讼、关键管理层以及决策者，也需要查明并确认其基建资产的归属。

惠勒估计，目前投向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中，只有6%来自于外资机构，他建议所有的客户务必抽丝剥茧，仔细辨认资金来源。他警告说，外国投资者可能发现它们的合作伙伴其实并非当地的实体，而是来自中国的国有企业。“本地实体经常注册设立起来，作为”前台“公司，但仍然受到中国的监管和管理。澳大利亚的岚桥集团（Landbridge）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合作同样具有风险。惠勒指出，近期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尤其通过广义的‘国家安全利益’测试来施加管控。投资者需要确保他们所投资或合作的公司不在中国法律管辖的范围，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惠勒建议，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投资方式，如使用100%控股的模式投资公寓楼或仓库的建设。他也指出，斯里兰卡乃至越南等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为外资提供不含有中国成分的投资机会，外资可以通过日本、印度和非洲等贸易通道进入。“越南近期放宽了外国投资法律，这令中国感到担忧。越南在法律上变得和瑞士有点接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他说道。

德文谢尔-艾利斯说道，在科伦坡，投资者通常与熟知当地监管法规、能够开展当地业务、不涉及中国企业的本地实体合作。“不需要中方的参与，外资直接与本地实体合作。”

在其他地区，惠勒指出菲律宾提供的投资机会更加简单直接。他预计在该地区将出现没有中方参与的大型基建投资项目。最近，惠勒正在为一个可行性研究相关的投资项目提供咨询，该研究考察了位于泰国的一个路桥项目。建成后，不经过马六甲海峡，该路桥项目将把安达曼海与泰国湾连通。另外，由日本发起、与美国、澳大利亚共同成立的印度-太平洋基金（Indo-Pacific Fund）旨在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其他基础设施投资机遇，这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举措。

数字鸿沟

然而，跨国企业在利用一带一路新建的基础设施开展投资时，面临的最大风险和阻碍就来自于中国和西方之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包括5G和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也是在中国建立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综合性港口、铁路网和智慧城市的关键。这些技术加上人脸识别系统和大数据分析能够实现诸如交通、污水系统和公共安全管理的自动化。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RWR咨询公司（RWR Advisory）的研究，自2013年起，中国在全球开展了116个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项目，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有70个。

举例来说，物流、供应链和货运代理集团在科伦坡港口城建立的分支机构很可能会使用中国的技术协议和标准。“港口城的投资者可能会跟斯里兰卡的主权企业合作，但基础设施和数字连接技术则来自中国，”惠勒指出。投资者因此面临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技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的风险。“投资者对于美国的制裁感到担忧，对于不能完全弄清合作伙伴的身份也感到担忧，”他说道。美国目前对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及其五家子公司在内的共24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这24家实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投资项目据估计有900个之多。

这就迫使西方企业需要做出判断，应该关注一带一路沿线的哪些国家，以及在每个国家中关注哪些投资机会。这也要求企业司库团队努力弥合两条供应链渐行渐远所带来的影响——一条服务于中国及亚洲市场，而另一条服务于世界其他市场。侯赛因解释说，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寻找中国之外的廉价生产地，亚洲国家也越来越依赖亚洲内部的消费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正越来越以亚洲自身为中心，亚洲内部的贸易流正变得比来自欧美的资金流更加重要。”

与外资企业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打算利用一带一路新建的基础设施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香港易周律师行（Charltons Law）负责一带一路业务的经理安娜斯塔西娅·戈尔杰耶娃（Anastasia Gordeeva）指出，通过IPO融资投资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企业数量近期出现了激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为其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发行股本上市。她指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吸引海外投资者，以及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渠道投资港股的中国投资者的资金。”

当然，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许多跨国企业暂时无法利用新建的基础设施。“我们仍为对一带一路项目感兴趣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但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出差，我们正通过电话等远程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全套服务，”惠勒说道。汇丰集团的侯赛因也认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恶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和推进速度都有所收敛。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以前仍在观望，暂不做出重大决策，寄希望于大选之后的美国在关税问题上能表现出更多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但是，一带一路的发展势头、规模和长期效应都意味着现在的放缓仅仅是暂时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实际，逐渐改变了对于外资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认识到无法独自承担所有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去。“当前的投资有所放缓，但一带一路肯定会继续得以推进。中国人认为，十年仅是弹指一挥间。一带一路对于目光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失为一个良机，”侯赛因说道。但是，公司将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我们仍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