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日益融入亚太地区企业的战略之中，但该区域企业的捐赠水平仍远落后于欧美。在非营利咨询机构桥跨集团（Bridgespan Group）发布的2025年全球十大企业捐赠榜单中，仅有一家亚洲企业上榜。该报告还显示，受疫情影响，亚洲前20大企业的年度捐赠额与全球同行相比已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亚洲慈善事业研究中心（CAPS）估算，亚太地区的企业慈善捐赠每年需达到53亿美元才能与全球基准持平，这相当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2024年在东南亚地区预算的近六倍。 该研究中心在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各国政府出台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并鼓励更多跨境捐赠和区域合作，该地区的企业捐赠额将有望增加。

常驻伦敦的独立司库顾问斯蒂芬·梁（Stephen Leung）亲眼见证了慈善捐赠带来的间接效益。他在亚洲拥有30年司库管理经验，其中包括在2024年之前担任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司库主管长达五年。据桥跨集团统计，香港赛马会及其慈善信托基金是亚洲最大的企业捐赠方，在全球排名第八。他向《今日资金管理》（Treasury Today）表示，一个可信且治理良好的捐赠计划可以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提升企业ESG声誉，并有助于企业在特定国家开展业务。他说：“捐赠可以成为与监管机构进行透明、用心互动的一部分，这有助于在特定地区建立长期的信誉和信任。但这对司库团队而言是一项挑战，因为企业捐赠的衡量标准与常规投资不同。”

政策落地

变革带来的积极迹象已然显现。在设立了基金会的大型家族企业中，慈善捐赠更为普遍，例如菲律宾的阿亚拉基金会（Ayala Foundation）以及专注于亚洲教育与医疗的陈江和基金会（Tanoto Foundation）。随着腾讯控股（Tencent Holdings）、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和塔塔集团（Tata Group）等亚洲企业巨头的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慈善捐赠也在持续增长。

该地区的企业捐赠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动。2013年，印度规定大型企业必须将其平均净利润的至少2%用于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之后，印度全国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从约12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几乎增长了三倍，目前占该国慈善资金总额的30%。

自2005年中国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列为法定义务以来，中国企业发布的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从4份增至2022年的2648份。桥跨集团合伙人、该报告合著者李雪玲（音译，Xueling Lee）指出，尽管中国很少对企业提出明确的捐赠要求，但捐赠有助于企业维护并保障其社会意义上的经营许可。 一个显著趋势是，企业正利用自身具备业务能力推动慈善事业，例如腾讯就利用旗下的微信（WeChat）平台，鼓励用户直接向非营利组织捐款。“中国企业越来越关注自身具备哪些独特能力来创造积极的影响，”她表示。

慈善捐赠的益处

企业也日益意识到，其经营许可与慈善捐赠息息相关。正如李雪玲所说，“企业正认识到，其社会意义上的经营许可源于持续赢得所在社区的信任。” 2017年，韩国SK集团（SK Group）将社会公益正式纳入其商业模式，承诺“赢得社会的信任”并“积极追求社会价值与变革”。塔塔钢铁基金会（Tata Steel Foundation）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降低其工厂所在地——印度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反映了企业与所在社区协调发展这一日益迫切的需求。

亚洲的企业还意识到，慈善捐赠有助于提升员工敬业度、赋予他们工作的意义与目标，进而有助于留住人才。

日本野村（Nomura）制定了由员工自主选择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在亚洲（日本地区除外），野村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聚焦学前教育，旨在打破贫困闭环。野村在对员工进行调研并咨询专家后，将这一领域选定为企业资助计划的重点，优先支持那些具有可持续影响力且能吸引员工高度参与的公益事业。“员工对扶贫、教育及儿童相关事业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愿。此外，学前教育被广泛视为一种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并促进繁荣，”野村全球市场首席运营官兼亚洲（日本除外）社会影响力指导委员会主席阿利姆·吉夫拉杰（Aleem Jivraj）表示。

野村还积极支持员工主导的其他公益捐赠活动。“我们鼓励员工寻找自己热衷的公益事业，并提供捐赠目标配对和志愿者休假等福利，”他继续说道。“我们致力于进一步强化野村的公益文化 ，过去三年该地区员工的捐赠参与率已增长65%。”

另外，亚洲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也变得更加具有战略性和主题性。 单纯“支票赠款”的捐赠时代已经过去，企业正在制定清晰且聚焦的战略，旨在通过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推动特定议题的实质性进展。例如，菲律宾快乐蜂集团（Jollibee Group）的社会事业分支——快乐蜂集团基金会（Jollibee Group Foundation），将其慈善重点放在保障食物的可及性上，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小农户直接向快乐蜂集团及其他买家供货，从而加强市场联系并增加农户收入。

“在香港，企业越来越关注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领域。企业捐赠已不仅仅是开张支票那么简单，”梁补充道。

评论人士还指出，董事会和投资者对慈善的影响力正提出更迫切的要求，这也推动了亚洲慈善捐赠的演变。李女士指出，目前只有不到30%的企业报告慈善捐赠的成果，但预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人们对公关洗白和实际效果存在担忧，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她说道。

司库部门如何提供支持？

对于司库团队而言，慈善捐赠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尤其当涉及大额跨境支付和外汇风险的时候。其中客户尽调（KYC）是关键。捐赠还涉及影响流动性的拨付时间表及审计追踪。这需要跨部门协作，以确保在法律、合规、现金流和客户尽调等流程的每个环节都符合要求，从而确保资金能够安全地从企业捐赠池转移到受赠组织，且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亚洲的企业捐赠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性，但许多企业仍将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然灾害后的救灾支持上。但即使是这种相对简单的慈善活动，企业也需要准备好流动性资金池，以便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随时提取资金。“你无法预测地震或洪水何时发生，但若承诺提供援助，就必须明确资金来源。你不能等待三周存款到期，应对自然灾害需要迅速反应，”梁先生说道。

或许阻碍企业捐赠的主要因素，是满足监管要求所需的“客户尽调”程序，以及对错误的低容忍度。慈善捐款（尤其是单笔捐款）比向供应商的常规付款更为复杂——对于后者司库部门熟悉客户公司，且有长期交易记录，能轻松纠正错误；而企业捐赠则面临更严格的审查，这使得出错的风险更高。“金融机构在企业捐赠中尤其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应对拨款和捐赠目标配对计划中的监管要求和客户尽调流程，”吉夫拉杰表示。

若捐款涉及跨境支付，情况将更为复杂——其中涉及的收款银行和代理银行可能导致付款放行及外汇兑换出现延迟或受到限制，尤其在需要得到监管审批的情况下。“收款国的监管机构可能会提出特殊要求，或需要银行监管机构的批准，”梁先生指出。

评论人士指出，慈善捐赠也要求司库部门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作出改变。

然而有趣的是，企业的司库和财务团队恰恰能够为慈善事业提供所需的专业知识。例如，司库部门拥有资深的领袖，以身作则，凭借自身声誉和专业知识，在多个环节引领整个组织，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供建议。司库部门还具备条件，制定支付必须遵循的标准操作流程（SOP）。整个财务团队必须在端到端的流程中充分参与并发挥作用，从而切实保障组织的财务诚信，确保流动性、货币兑换、合规性以及交易的准确记录。“如果捐赠是实物形式，则需要进行估值，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他补充道。

未来趋势

为了推动亚洲更多的企业捐赠，除了需要让司库部门做好准备并深化“客户尽调”等财务技能以外，评论人士还建议加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建立信任与透明度。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质量，以及更强有力的政策框架（如税收优惠）也是关键。其他措施包括推广政府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奖项，并明确企业社会责任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定位。

吉夫拉杰还认为，同行的影响力也会推动更广泛的企业慈善捐赠。“如果企业看到更多同行将慈善捐赠列为优先事项，它们也会受到鼓舞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