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道德和物流等方面的压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正在改变。总部设在中国的制造商汇隆实业（Velong Enterprises）的创始人解释说，他的客户正在要求建立双重供应链。但是，把中国的业务迅速转移出去远非易事。

设在中国的厨房和家用产品出口制造商汇隆实业（Velong Enterprise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雅各布·罗思曼（Jacob Rothman）认为，对于设在中国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商来说，驾驭令人担忧和不断恶化的环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积极主动。 “你可以坐在这里等待订单和客户逐渐流失，也可以做好准备将制造产能转移出去，” 20年前，美国人罗思曼在汇隆实业上海总部的发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在担心中国，而中国则强调专注于国内经济，并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中向头部企业发难，这让许多商界人士感到担忧。”

对于汇隆实业的客户（包括全球知名的零售商和品牌商）来说，目前的情况就像是一场噩梦，但现实已经摆在了眼前。除了位于中国的六家工厂以外，汇隆实业已经在柬埔寨和印度建立了新的产能，罗思曼也正在土耳其和墨西哥寻找新的厂址。但客户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公司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混合供应链中增加保障和应急措施。“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希望我们在中国之外开设工厂。这似乎是成功之道。”

发生了什么？

从贸易、技术、台湾，到美国和欧盟推出的可持续发展新规，中国生产成本的提升，以及无休止的疫情封锁，中美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中国和西方之间发展了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就此终结。与此同时，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更加重视国内市场，旨在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强调独立和内部关注。

去年年底，疫情封锁政策彻底打乱了被称为iPhone之城——富士康（Foxconn）郑州工厂的生产。与另一家苹果产品代工厂商和硕（Pegatron）一样，富士康已经承诺增加对印度和越南的替代生产设施的投资。罗思曼补充说，这场新冠疫情给汇隆1200名常驻中国的员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外籍员工担心被封锁家中，又急于让自己的孩子回到学校，于是纷纷离开公司。

即使中国解除了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政治局势也令继续脱钩成为可能。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承诺投入巨资，以促进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研究和生产，同时限制尖端产品和科技的出口。RHTLaw律师事务所亚洲企业与资本市场业务部的合伙人阿曼达·陈（音译，Amanda Chen）解释说，国家敏感行业和科技的定义不断扩大，限制了外国直接投资，阻碍了跨境数据传输，为西方和中国企业带来了合规风险。叫车软件嘀嘀就因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而被处以12亿美元的罚款。

关税和新规又让情况雪上加霜。由于新的关税安排和其他政府主导的贸易限制，运动相机制造商GoPro和制鞋商卡骆弛（Crocs）等企业都削减了在中国生产销往美国的商品数量，并将产能向美国转移。罗思曼说，美国的关税并没有对汇隆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不是中国的制造业，而是美国的消费者。但他也指出，不断变化的道德浪潮正在推动企业回归或重新回归本土的趋势。新的可持续发展规定正在迫使企业对其供应链实施更好的监控，例如欧盟和美国新颁布的法律就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这对在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产品造成了不利影响。

制造企业迁出中国以及美中贸易的疲软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企业层面，而并非大规模的事件，没有影响到所有行业。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指出，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创下新高。纺织品和家具行业在过去十年间退出中国，是出于成本考虑，并不是由脱钩趋势所导致。无论地缘政治的噪音如何，跨国公司将始终追求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生产最迅速的产品。不过，专家们还是确认一个逐渐发展的、多样化的趋势正在加快形成。全球性行业分析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分析师伊凡·兰姆（Ivan Lam）指出：“产业链正在一步步向外转移。这个趋势在消费电子和智能设备行业最为明显。”

主要考量因素

印度是消费电子和智能手机集团建立新产能时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兰姆解释说，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就让企业进入了最大的目标市场之一。 “一石二鸟，这与它们最初在中国设厂的原因相同。” 只有印度拥有和中国类似规模的人口和潜在劳动力，有望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罗思曼补充道。“人口统计学是制造业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但他指出，与中国相比，每个新市场都各具挑战。“全世界似乎都想拥有中国的设备、工程能力、产品开发、技术知识和客户关系。但是，在相同的成本条件下，把设在中国的业务转移出去是极具挑战的。”

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消费品集团已经在越南开设工厂。韩国的三星（Samsung）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商。如今，三星凭借设在越南北部工业中心的手机和零部件工厂，以及越南南部的冰箱和洗衣机业务，已经占据了越南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兰姆说：“越南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但三星花了十年时间才在越南建立起生产基地。”

与中国相比，越南的一大优势就是生产成本低。随着中国人民币的走强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电动自行车公司Modmo的创始人杰克·奥沙利文（Jack O’Sullivan）在2021年接受《今日资金管理》（Treasury Today）的采访时说道，他选择在越南胡志明市设厂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不过，兰姆警告说，公司必须在成本效益和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之间把握平衡。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投入，中国制造商得益于大量熟练的蓝领工人，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优势。他指出，“富士康计划扩大在印度的业务，但不得不依靠当地政府将工人带到工厂所在的城镇，并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你可以坐在这里等待订单和客户逐渐流失，你也可以做好准备将制造产能转移到出去。

雅各布·罗思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汇隆实业

制造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在中国以外采购产品部件的能力。例如，墨西哥没有适合汇隆用于生产烧烤、厨房用具、计时器和温度计所需的钢材。在其柬埔寨工厂，大多数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而如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将产品从柬埔寨运出将非常困难。

尽管自2019年以来，合同制造商富士康在印度的生产设施就已开始运转，但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组装和包装上。取决于型号不同，兰姆估计富士康40-50%的iPhone组件是从中国采购、运输至印度组装的。“需要做出整体的改变，因为你不想支付运输费用，”他说道。Modmo公司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公司在阿里巴巴上寻找中国供应商用于采购电动自行车的零部件，再由中国运往越南。相比之下，越南的许多自行车零部件供应商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

此外，正在寻找新厂址的供应商必须在土地租金和税收政策之间权衡成本。兰姆指出，与一些“出口收费”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政策“一直很优惠”。在越南面向欧洲客户的公司将得益于越南-欧盟的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99%的关税将在未来六年内降至零。兰姆认为，最终搬迁的决定将由成本因素和当地政府的激励措施所决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财务计算，归根结底要看公司从搬迁中能获得什么好处和利益。”

工具

《今日资金管理》的受访者为希望加强供应链的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策略和工具。RHTLaw律所的阿曼达·陈也赞同汇隆的客户向罗思曼提出的要求，建议企业调整战略，建立双重供应链系统，一条服务中国市场，另一条服务西方客户。她指出，需要一个灵活的公司架构来管理这两条供应链，其中应包括针对每个不同市场的替换能力。“需要建立一个工作组，密切跟踪关键市场的进展并即时分享信息，以制定全球战略并减轻脱钩的影响。”

其他战略的核心是复原力。《改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供应链》（Improving Supply Chains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一书的合著者斯图尔特·邓巴（Stewart Dunbar）告诉《今日资金管理》，维护、修理和运营（MRO）的供应链在能源行业普遍存在，而在该行业中的许多供应链只涉及设备的补货和服务，而不涉及生产制造和销售。这样的供应链可以为脱钩做好准备。

能源行业的大部分备件的需求和设备都来自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难以得到保障。这些能源集团无法轻易搬迁产能或就近生产设备和零部件，因为它们所在的许多地区都没有所需的制造能力、劳动力或技能。但是，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能够控制自身的需求，可以通过制定稳健的设备维护策略，确保手头有能力（或备件）以应对关键设备的故障，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脱钩。他还敦促MRO企业的司库和采购团队不要只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待供应链，因为采购更耐用、质量更好的零部件意味着需要更换的频率会更低。

花旗银行（Citi）全球应付款融资部门主管帕尔维兹·达拉尔（Parvaiz Dalal）表示，对于寻找新供应商的企业来说，供应链融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新的供应商借助供应链融资，利用买方强大的信用评级能够获得更便宜、更稳定的资金，并在交货时获得现金支付。“供应链融资确实改变了产能转移的游戏规则。新的供应商使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融资既不可靠，成本又高，” 帕尔维兹说道。他指出，供应链的压力不仅受到脱钩趋势的影响，也来自于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通货膨胀等因素。

邓巴警告说，如果脱钩的趋势加快，一定要防止回到过去“以防万一”供应链模式的诱惑。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防万一 ”采购策略的泛滥给公司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库存。他说：“ ‘以防万一’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反，他建议采用共享采购等策略。不同的公司使用同一个分销商来供应同一种产品，而不需要每家公司都持有库存。这种策略也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管理。例如，公司可以建立自己的区域或全球备件中心，随时向各地提供产品。既能保持低库存水平，又能确保单点持续供应。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一种类似的共享采购方式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发挥了作用。在一些地区，石油集团通过共享承包商和设备，共同采购短缺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服务。“这是一个请竞争对手帮忙的案例。行业中没人希望出现安全问题，”邓巴说道。

他继续说道，公司可以通过改变与供应商的合同关系来为供应链的中断做好准备。与其围绕履行合同建立关系，不如将供应商关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公司应该理解，一家供应商可能只有能力完成有限的客户订单，并将根据其内部的想法来选择所服务的客户。他认为，“公司需要做出改变，以不一样的方式看待问题。”

乐于助人是汇隆的另一个特质。由于中国加一战略，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在东盟实现了产能的多元化，这从东盟的出口量激增中可见一斑。然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制造商来说，转移产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西方商店货架上的大部分商品恰恰就来自于这些公司。罗思曼在制造业中的许多同行都不会说英语，而且由于政府的限制，也难以更新护照或申请签证。而罗思曼能够四处拜访，研究设施物流、产品定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因素是否具备。他现在就正在墨西哥等地探索考察，不仅为了汇隆，也为了其他众多领域的中国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