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车软件公司滴滴出行去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IPO）挂牌上市，募资金额高达44亿美元。然而仅仅5个月之后，滴滴出行就在年底宣布将摘牌退市，转战香港上市，这一决定所波及到的远不止其在纽交所的投资人而已。“经认真研究，公司将立即启动在纽交所的退市流程，并开始为在香港上市做准备。”滴滴在其官方微博（在中国流行的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账户上发布了上述声明。
滴滴在中国当局持续加强监管审查，并对其网络安全实践进行大范围调查之后作出这一决定。《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一书的作者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在新加坡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政府希望对国内新兴的互联网科技企业施加监管，而这类企业在商业规则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往往不受传统监管框架的限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蚂蚁集团（Ant Group）。2020年11月，蚂蚁集团在上海和香港交叉上市的计划被迫叫停。
中国政府也不愿外国投资者获取中国企业具体的客户信息——比如滴滴的地图数据——得益于现代科技，这些信息唾手可得。滴滴退市的压力也并不完全来自于北京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已制定了相关规则，允许对拒绝向美监管方提供连续三年账目信息的中国企业实施摘牌退市——以国家安全为由，中国长期以来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进行审计。
如今的情况让那些期待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中国企业紧张了起来，纷纷暂停了追寻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和网易等巨头的步伐，暂时放下了在全球最受欢迎的交易所上市的梦想。尽管这些巨头企业还没有效仿滴滴的退市决定，但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从美国资本市场逐渐脱钩的下一步举措和影响。“西方的判断错了，中国正又一次开始封闭，”豪伊预测道。
长久的等待
期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至少在规则变得清晰以前将不得不面临长久的等待。仍然打算坚持赴美上市的企业将面临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和当局严格的监管审批。“中国国务院将修订境外股权融资和上市的特别监管条款，明确国内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加强跨部门监管协调，” 投行华兴资本（China Renaissance）的研究主管庞溟（Bruce Pang）指出。他预测，期望赴海外融资的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将艰难得多。展望未来，他认为纽交所的大门可能尚未完全关闭，但只有处于争议较少或较低调行业领域、拥有敏感数据较少的中小盘企业才有一线机会。
庞溟期望更清晰的沟通能缓解投资者和企业的担忧，也期待中国当局能更好地管理监管的节奏和力度，沟通监管政策背后的动机，及时传达未来的监管热点。此外，中国政府仍鼓励当地企业寻找其他融资渠道。豪伊指出，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需要进一步开放，以更好地为国有企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提供服务。
回归香港
滴滴已经决定从纽约转战香港，但香港股票交易所可能无法提供中国企业所追求的增长资本和扩张平台。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21年香港首次公开发行募资总额不到260亿美元，比2020年下降了10%。而2021年全球首次公开发行募资总额则比2020年大涨了75%，其中纽交所当年的募资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
香港将对希望获得外汇资本的中国企业将具有一定吸引力，该地区对资本市场进行了深化改革，估值、分析师覆盖和流动性等方面都得到了普遍提升。港交所最近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在香港双重主要上市和二次上市的征询结果。“我们预计上市要求将更加灵活方便，刺激市场情绪的恢复，有助于一大批企业选择在港股上市，” 庞溟说道。
但香港可能难以吸引中国企业所看重的深度外国资本。外国投资者对香港规则的差异和不甚严格的披露要求仍抱有谨慎的态度。比如，香港的规则或条件使关键性研究难以进行，这可能会减少外国投资者对港股的需求。“香港可能会变成一个垃圾倾倒场，”豪伊指出，香港的疫情病例清零政策和严格的隔离规定将使投资者难以赴港，无法对港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做尽职调查。“如果无法自由出入，金融中心将难以建立，”他说道，“认为香港会取代纽约是不经思考的懒惰想法。”
赴港上市限制重重，又无法赴美拓展资本、品牌和业务，中国企业将不得不依靠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国内投资者。大部分中国科技巨头企业的绝大部分收入仍来自于国内客户，而且它们的业务仍将继续蓬勃发展，豪伊说道。最近由于A股改革，在大陆上市也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庞溟补充道。“A股市场改革有助于简化上市流程，为拥有关键技术和市场认可度的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择。”
然而，中国企业进行地域扩张和国际竞争的能力却因此受到了限制。其估值更多地将和效用有关，而无法实现本可实现的爆发式增长。“中国企业将主要依靠业务的有机增长和国内市场来实现扩张。十年前，在海外上市曾经是许多立志资本市场的大陆企业的目标和梦想，但由于监管环境的变化，这显然已不再是它们的第一要务，” 金融科技研究咨询公司亚锴璞隆（Kapronasia）的主管泽农·锴璞隆（Zennon Kapron）如是说。“长期来看，这可能会阻碍增长，扼杀中国企业实现国际扩张的重要渠道。”
不仅仅是科技
除了对海外上市、科技领域和围绕客户数据打造的商业模式加强监管以外，中国政府近期对年营业额高达千亿美元的教培行业重拳出击，显示出其监管范围已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都汲汲自危。“我们认为，监管方看上去可能会对任何有关反托拉斯、滥用支配地位、垄断、并购、争议行业和青少年保护的领域重拳出击，” 庞溟列举道。此外，金融控股企业和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也受到了监管方的密切关注。由于大陆的相关限制，海外投资者往往难以直接入股中国企业，但可变利益实体利用海外控股公司允许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份。滴滴、阿里巴巴、拼多多和京东等企业都从这样的体系中获益。
旨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处方药品和相关服务的医疗领域很可能是下一个面临政府强力介入的行业。习主席希望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实现全民小康，而医疗行业却是中国所谓的“三座大山”（另外两座分别是教育和房地产）之一，不断高涨的医疗费用对百姓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除了房价和教育以外，中国也在努力规范医疗费用，” 庞溟说道。“我估计医疗领域将是下一个减少不平等、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域，因为中国的医疗费用上涨尤为迅速，远超政府医保费用增长的速度。”豪伊特别指出，这对于医疗集团企业而言将造成严重的影响。“是否允许医疗企业自行定价？或是迫使它们成为仅提供医疗服务的公共事业机构？”
银行
曾经从IPO业务中获取丰厚利润的银行也将面临痛苦的局面。“由于大部分以赴美上市为目标的中国企业暂停了上市流程，或转向其他地区，一些银行的承销费用已遭大幅削减，” 庞溟补充道，并且公司估值（以及潜在的费用）已大不相同。“在这样一个监管过度的环境中，中国企业正在调低估值预期。”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的IPO业务非常少，交易主要被中国大陆的银行所垄断。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今年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企业的募资总额创下纪录，高达650亿美元，其中有17%由中国国有金融服务集团中信（Citic）提供服务。
再次见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力，银行、投资者和企业才刚刚开始感受到脱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豪伊总结道。
